“往前走一步，就转型成一般的国有企业，往后退一步，就成为政府的特殊目的公司，专门做政府的公益项目。”长春润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一位高管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表示，跟很多城投同行一样，他所在公司也面临着转型的困惑。
事实上，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主力，城投公司转型的话题早在2010年就已提出。今年5月20日，“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的表述明确写入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发改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8月5日，国家发改委召集8个省级发改委、券商以及评级公司和中央登记结算公司召开企业债券风险座谈会。会议传递出的基调是，发改委审批城投以及普通的企业发债将更加严苛，从抵押资产到负债率以及申报间隔时间、资金募集使用等都有更加严苛的规定。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一些城投公司人士及业内专家均对上述《意见》颇有微词，但长期来看，城投公司去平台化转型势在必行。
转型进行时
今年以来，城投公司改制、重组动作不断。
在吉林长春，融资平台公司的整合正在进行之中。2013年9月，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简称“长发控股集团”），该公司作为控股母公司开始对长春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长春润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9个市属城投类公司进行整合。
长春润德一位高管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表示，成立控股公司的契机当时是为了承接国开行一笔大的贷款，用于长春市两横三纵快速路建设，“把我们的资产都归集到控股公司，可以提高公司信用等级和对外担保能力，因为3A级企业对外担保就不需要抵押物。”
在他看来，转型的主要目的是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实现从原来的管资源向管资本转变。控股集团将来也可以吸收民间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新成立的母公司跟原有的子公司还处于磨合阶段，有的地方还有点乱。”上述高管透露。
而除了长春，在上海、陕西、安徽马鞍山、亳州、江苏镇江等地，借着国企改革的东风，城投公司改制大幕也悄然开启。
国家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公告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全国共有约7170个融资平台公司。这些公司大多数设立于2009年前后。
在城投咨询专家、中国现代集团总裁丁伯康看来，这些城投公司成立时间较短，主要职能定位于为地方政府融资，鲜少具有经营实业自立更生的能力，所以常常被称为融资平台公司。
实际上，城投公司的转型不但有“地方政府自主发债”和“剥离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的改革倒逼，另一方面随着今年地方债偿债高峰期的到来，城投公司的债务压力也非同小可。
近期，低等级城投债已逐渐成为机构提示风险的重点领域。申银万国证券指出，若地方政府借新还旧的渠道受到堵塞，旧债偿还的风险可能加速爆发，建议投资者回避低等级城投债的风险。
上述高管也坦言，城投公司这些年凡是不往实业上转的，融资越多死得越快。
无固定模式
城投公司转型看似在各地风起云涌，但由于地区差异较大，并没有完全一致的模式和步调。
河南省一位县级平台公司总经理近日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虽然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剥离平台公司政府融资功能的改革意见，但目前省里并没有做具体要求，该公司的主要职能仍然是为政府融资。
陕西某市一位城投公司高管也对本报记者表示，此前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围绕城市土地开发为政府做投融资，“说白了就是倒卖土地，现在正积极探索一些多元化的经营性业务。”他坦言，虽然短期内公司还能靠着政府这棵大树，但政府融资功能弱化和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所以企业必须寻求新的业务，提前做一些布局。
而在一线城市上海，改革思路则已然清晰明确，城投公司转型正向高标准的专业化、市场化路子昂首挺进。
7月18日，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作为上海城投下属的全资子集团，新公司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将城投总公司系统内的水务类企业进行纵向整合重组。
上海城投总公司总经理蒋耀表示，上海水务将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路线走出上海，而8月份，上海城投还将成立公路集团。
丁伯康对《华夏时报》表示，城投公司转型由于区域差异大并没有统一的模式，但转型的方向是明确的，即是由融资功能导向转变为实业经营导向，由做大资产导向转变为提升价值导向。
丁伯康称，城投公司多元化经营符合市场化方向，值得提倡，但对于一些地区在集团层面所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还难以评价。“混改之后原来的政府资源支持将弱化，而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如果缺乏市场竞争能力，路子将越走越窄。”
他认为，目前城投公司转型做得比较好的，主要在一些一线大城市，比如天津、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由于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政府对融资平台的依赖度小，城投公司的市场化、专业化程度较高，即使与同类型的纯民营企业相比也有竞争力。”但这对于数量更为庞大的二三四线城投公司来说，却难以复制。
融资功能难剥离
虽然各城投公司正在布局转型，但短期内剥离政府融资功能可能并不现实。
对于“剥离政府融资功能”，一位东部直辖市城投公司高管私下对《华夏时报》记者吐槽，“政府融资不可能只靠债券一个渠道。”而国家发改委投资所投资体制政策室主任吴亚平也认为，这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政策，脱离实际。
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试点自发自还地方政府债券的10个地区在2013年的总发债额度为1,092亿元，仅占2013年融资平台债券发行额的13.18%。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分析人士称，考虑到存量债务的周转以及大量在建项目继续推进所产生的大量资金需求，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仍将较为有限，短期内城投债仍将是地方政府发债融资的主力。
上述长春润德高管也告诉记者，该公司百分之七八十的融资投在公益性项目，都是给政府融的，自营业务融资只占百分之二三十。
吴亚平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投融资体制尚未理顺，目前市县一级政府没有发债权，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都集中在市县一级。
在丁伯康看来，城投公司的融资行为应该严格区分为政府融资和为企业自身融资。为企业融资要以企业的资产和未来的盈利做偿还来源。至于为政府融资，公司是按照行政命令，不讲条件和回报地去做，还是按照政企分开，市场化的规则去做，差别也很大。“很显然，后者才能提高政府的投资效率和城投公司的经营效率。”
中国城市化率还只有53%，而且大量城市常住人口由于户籍限制不能享受到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仍需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融资需求仍然非常大。“即使按最乐观的预计，完全剥离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功能到2020年都不可能。”吴亚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