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平台从其产生到发展，整个过程都有其必然的原因。虽然融资平台为地方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融资平台债务总规模的飞速增长，加之融资平台本身运作的不规范等原因，其中蕴含的风险日益突出。其风险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根本原因：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缺口扩大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产生在于地方政府可支配收入不足，根本原因在于分税制改革。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间的财政收入分配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相应降低。改革前，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70％左右，改革后，下滑到50％左右。然而，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格局并没有受到分税制改革的影响，甚至还出现了"财权上移、事权下放"的现象。地方政府仍然是全能政府，直接参与和管理的经济活动日益增加的支出责任，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收入能力表现出极大的不相适应，可支配财力明显不足。为提供充足项目投资资金，地方政府过度依赖融资平台融资，使得平台偿债压力不断增加。
　　
    直接原因：债务总规模过大且融资渠道单一
　　
    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总量过大，表现为融资平台数目总量过大及债务总规模与注册资本及地方财政收入相较而言明显过大。据中金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末，全国共有融资平台超过10000家，较2008年末增长45％以上，其中县级（含县级市）平台约占70％；经清理后平台贷款余额9.
　　
    7万亿元，约占GDP的1/3，地方财政收入的164.
　　
    2％。同时，融资平台融资渠道过于单一，主要是指债务绝大部分来自商业银行信贷。目前，在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有融资渠道中，商业银行（含已改制为商业银行的国家开发银行）信贷占83.
　　
    7％，总额达8.2万亿元，且主要以中长期贷款（期限为5－7年的占多数）方式进行，贷款的集中偿还期为2012－2014年。从商业银行来看，其贷款总规模的近50％左右流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过高的贷款集中度必然会增加贷款的偿还风险。
　　
    主要原因：政绩考核推动融资平台风险猛增
　　
    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方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考察，片面强调经济目标。政绩的核心是区域GDP增长速度的快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快慢。因此，地方官员对政府投融资规模及其项目选择和决策的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满足经济目标，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和依托。在这种机制之下，地方政府必然积极扩大融资平台规模，从而导致融资平台过多过滥，进而强化了平台公司的风险。
　　
    内部原因：投融资平台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存在着法人制度不健全，政府干预非常严重等自身缺陷，导致融资能力逐渐下降，同时又承担了大量的公共事业项目，资金投入量大，回报和收益较少，企业资产的质量不断下降，"造血"功能越来越差。多数政府平台公司没有建立还款约束机制和还款保障机制，难以形成负债经营、自我平衡体系。融资平台公司滥用和透支了政府信用，使人们无法客观认识地方政府债务的真实规模，往往导致各平台公司的风险不断膨胀。
　　
    重要原因：金融机构成为投融资平台风险的强大推动力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实施了4万亿经济刺激投资计划，为抢占市场，各家商业银行不断降低门槛，借助政府完成放贷任务。然而，当商业银行纷纷涌入之后，信贷风险快速聚集，如短存长贷、短借长投、期限错配或用途违规等，很容易导致银行对资金使用的监管盲区。很多商业银行为了争取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在政府支持或担保的情况之下，往往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各种项目还贷风险信息掌握有限，导致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债务风险迅速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