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亿”之后，以平台贷款为主的地方债务风险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犹如悬在银行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业界对此的担忧日益加剧。惠誉上周将中国的长期本币信用评级从AA-降至A+，理由是担心政府债务膨胀及影子银行扩张损害金融稳定。这是自1999年以来中国主权信用评级首次被一家大型国际评级机构下调。
近日，银监会下发《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10号文），要求各银行控制地方平台贷款总量，不得新增融资平台贷款规模。这是继去年底多部委出台463号文以来，又一剑指平台融资的文件。
种种迹象表明，监管部门已注意到地方债务的风险隐患，因而试图在风险充分暴露前予以控制。对于地方债的扩张趋势，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给出的建议是“开正道、堵歪门”。而堵住传统的融资渠道后，求资若渴的地方政府又该如何迈向阳光大道？
对此，证券时报记者邀请四位业界专家，就平台融资的现状及未来进行深度解读。
庞大的地方债体系
证券时报记者：银监会近日下发指导意见对地方融资平台加强监控，要求平台贷款总量不得增加。事实上，目前各家银行都在压缩平台贷，出台新规的意义何在？
赵锡军：这是监管部门为了预防地方政府过度举债，防患于未然做出的表态。眼下地方政府刚刚完成换届，新官上任三把火，伴随着基建项目上马需要大量资金筹措，而随着经济增速下降，财政税收收入下滑，地方政府的收支压力加大，不得不寻找更多融资门路。
赵庆明：新规只是对过去政策的重申和强调，对于平台贷并未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这也是监管层考虑现实情况而制定的。由于很多城投平台项目还在实施，如果完全停止放贷，单纯依靠城投债的力量并不能解决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发布了有史以来最权威的一份地方债务统计报告，据其披露，截至2010年末，我国地方债余额为10.7万亿元。据您估算目前地方债规模有多大，与其他国家相比处于什么水平？
刘煜辉：截至2012年底，估计平台贷款为9.3万亿，城投债存量1.77万亿，信政合作5016亿，保险资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3240亿，中央代发地方债6500亿，上级财政借款6800亿，其他借款1.59万亿。地方政府债务金额2011年为13.2万亿，2012年达到15.3万亿，2013年预计将达到16.3万亿，占GDP的比重将达到29%的水平。
杨爱斌：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与其他国家相比并不算特别高，但目前欧美国家都在去杠杆的过程中，而我们还在加杠杆。随着杠杆率不断加大，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上升，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1至2年内可能看不出有太大的问题，但3至5年后可能会逐渐明显。
暗藏风险隐患
证券时报记者：惠誉下调评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实际上，目前很多人对地方政府以城投债和政信合作为代表的“影子债务”表示担忧。您认为地方债最大的风险可能出现在什么环节？
刘煜辉：地方债的风险主要在于中国地方政府没有建立起对投资负责的体制，新官不管旧账，没有约束的话很有可能造成资源错配，而且不考虑投资回报率。比如，在建设公路和地铁等基础设施时，很少考虑车流和人口密集程度，这样可能导致很多基建项目的投资回报较低。贷款、债券、信托等形式的平台融资都存在这种风险。
赵锡军：笼统地讲，风控最薄弱的地方最容易爆发风险，但实际上每类融资方式都可能爆发风险。以平台贷为例，与大银行相比而言，小银行的风控较弱，而且在贷后管理上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小银行发放平台贷的风险相对较大。城投债也一样，副省级和直辖市的融资平台资质较好，但一些县级融资平台则很有可能蕴含着较大风险。
所以，我们对每类都不能放松警惕，尤其是那些管理比较粗放的，其风险暴露的可能性较大。应该强调的是，融资主体应承担职责，保证一定的现金流，尽可能不要违约，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做贷后管理时也要更加细致。
证券时报记者：此次发布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隔离风险”的监管思路，即要求各银行和监管机构均要建立包括银行贷款、企业债、中票、短融、信托计划等在内的全口径融资平台负债统计制度，您认为此举是否能从根本上避免风险大规模爆发？
刘煜辉：建议建立全口径融资平台负债统计制度，主要是因为除了平台贷以外，目前地方政府融资还有其他多种融资渠道，包括信托、债券等，银行在发放平台贷时要综合考虑平台企业的总体负债情况，并非只是看存量的平台贷。只有建立了全口径的负债统计制度，才能全面掌握平台企业真正的负债率。这是正确的思路，也具有可操作性。
赵庆明：总体而言，指导意见并没有从法律层面来约束地方政府举债，虽然各家银行都认真对待，目前均在压缩平台贷，但堵住平台贷又会有其他融资形式出现，难免会出现阳奉阴违的现象。
市政债亟需出台
证券时报记者：此次银监会下发的指导意见主要针对平台贷款，这是否会使得城投债迎来大规模增长机会，又是否会加大债券市场信用风险？
杨爱斌：虽然发债主体融资需求很旺盛，但发改委不一定会批企业债，而且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在内部也有相关规则，譬如对发债企业负债率有一些要求。过去银行发放平台贷到期后可以展期，但债券到期后一定要履约，如果旧债没有偿清再融资就会出现问题，这恐怕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最大的差异。
赵庆明：城投债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毕竟城投债的身份很难界定，而债券的期限较短，对募集资金的监管和使用并不透明，因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从去年年底的463号文到10号文，监管层均旨在监控平台融资，下一步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何种方式融资？
杨爱斌：未来地方政府融资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应收账款证券化，包括转向资产管理计划和资产支持票据，这肯定比发行信托产品更为透明；二是市政债的推出很有必要，但涉及到预算法的修改。另外，由谁来监督地方政府发债这也是个问题，需要配套相关法律法规。
赵庆明：关键还是要修改预算法，推行市政债。目前市政债推行的最大障碍就是预算法，虽然去年闹得沸沸扬扬，但最后还是无疾而终。如今楼继伟提出“开正道、堵歪门”，从463号文到如今的10号文都应该算是堵歪门，但正门是什么？我认为市政债可以起到替代作用，但至今市政债仍然没有推出的时间表。除了加快推出市政债的步伐，我们还应该动真格清理存量地方债。此外，还可以引入社会资金参与商业性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