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2014年修正)》的出台，全面要求融资平台与财政脱钩，城投公司面临新的经营压力。为此，我们邀请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政府融资平台中心主任刘澄，分享“新政策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方向”。
    上一期我们谈到城投的产业化发展，主要从收入结构和资产结构上优化城投财务状况。新政策下，城投失去本地财政隐形担保，我们研究认为城投公司在资产扩张和收入增长要求下的必然选择是大规模跨区域经营。这种模式下可能的实施方式与带来的深远影响是今天与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新政策带来的实际压力
    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过去利用融资平台、财政、人大决议三件套帮助很多县完成了大量融资。宏观层面看给政府债务带来了很大的不可控因素，但是从地方政府角度，也是给其弥补过去十五年没有培育国有企业带来的短板。新政下，国资比较弱的县级政府很难再培育自身的融资平台，也就是政策的大门大概率就此关闭。县级政府的投融资是不是会因此减速，是我们正在观察调研的主要方向。
    第二个方面看城投公司，早在2010年起，国务院要求剥离融资职能，部分先知先觉的省属企业已经开始考虑转型问题，之后传导到地级市的城投。很多融资代建职能的平台公司在近5年都通过公用事业、物业租赁、旅游、参股产业实体实现了收入结构的改变。但是其存量债务一直没有理清解决方式。新政对于存量债务处置方式限制严格，这就给现有大体量融资平台带来了一个难题。
    第二 融资平台走向哪里
    先做一个时间上的定义，自2010年起的融资平台转型我们称其为第一次转型。自2014年后，我们称为第二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从省级平台看，已经有了很多成功案例，从资产结构和收入结构上都可以明显认定为以自主经营为主。但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第一次转型基本集中在本区域，无论他是采取何种方式改变收入与资产结构，但大部分资产和收入来源都是来自于本区域。也就是说，从与财政的关系上看，已经显然独立出来;但是从行政管辖上看，没有变化。 
    以12家地级市城投作为样本，本区域资产占比高达93.9%，外地资产仅占6.1%，而本地资产对应的负债率达到72.3%，外地资产对应的负债率仅有42.5%，这里面存在两个因素：一是外区域项目的自有资金比例较高，二是与当地金融机构合作的空间比较窄，实际获得的融资较少。在与本地财政脱钩和国家严控土地招拍挂的双重压力下，我们认为下一个5年，城投公司第二次转型特点是在跨区域经营方向的突破。
    第三 平台公司未来经营什么
    近期三个重要概念：新型城镇化、PPP模式、一带一路。这三个概念我们认为与融资平台会发生关联。新型城镇化重点在创造新的资产，PPP模式重点在融资模式改变和管理效率提高，一带一路是双向投资。
    这里重点提到这三个概念，主要是因为现存城投的资产规模已经很大，传统意义上某一个单一产业，都不可能匹配如此大的资产规模。这三个国家战略，分别从三个角度圈定了投资方向，在体量上与城投是匹配的。 
    以我们直接操作的项目为例：这个项目是三年前我们参与的，当时还没有PPP和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就是从一级开发、二级开发、修建基础设施这种方式逐步推进。最终形成的财务情况如图，跟传统城投对比看，主要财务指标更类似于一家地产公司：收入不依赖于财政，显著的土地资产增值、融资不依靠政府信用。
    第四 融资平台转跨区域发展带来的影响
    在新常态下，我们明显看到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已经非常显著。最直接的从2015年GDP增速看，东三省与山西落后，融资平台跨区域转型发展直接带动了资金、文化的跨区域流动。从长远看是有利于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但是从中期看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加剧挤占落后地区金融资源。
    从新城发展看，往往起步区的招商建设最困难，也是地方政府能给出最优惠条件的时期。城投跨区域经营，也要依赖于项目地政府提供的各种优惠条件，包括资金、土地、税收和隐含的宣传、人力等。这些资源都是城投突破目前经营瓶颈的重要支撑。 
    从城投发展看，至少在四个方面有显著变化：
    角色转变：由政府出资代理方变为社会资本方;职能转变：由承接本地政府任务转变为挑选有利可图的项目;财务状况改善：由高负债率转变为适度负债;人力资源改变：由事务性工作转变为市场化经营工作为主。
    我们认为城投公司和外区域地方政府双方，在新政策下的合作是互惠互利的，相信在未来会有双方的蜜月期。及时转型的城投，不但不会消亡，反而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张契机。